《学记》与《雄辩术原理》教育思想的比较与启示

《学记》是我国战国末期思孟学派的作品，是一个叫乐正克的著名学者撰写的。《雄辩术原理》则是公元1世纪古罗马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昆体良的杰作。它们从不同角度，分别奠定了中外古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这样两部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名著产生于古代中国和古代罗马，是中华民族和罗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罗两国远隔千山万水，音讯不通，显然是无法交流的。但在人们通过共同的教育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理论结晶——《学记》与《雄辩术原理》中、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反差。比较这些共同点，可以加深人们对人类教育发展共同规律的认识；区别这些不同点，也可以使人们认识中西古代教育的长短所在，并对我们当今的教育、教学改革以某种启迪。

那么，《学记》和《雄辩术原理》的教育思想及其异同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二者都重视教育的巨大作用，主张为统治阶级培育人才；但在教育与人、与社会的发展关系上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野。

《学记》一开篇，就从儒家德治与仁政的思想出发，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认为统治者要想感化人民，使人民遵守现行的社会秩序，成为一种习俗，就必须通过教育；要建设国家，统治人民，也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的地位。因为统治阶级要延续其统治，必须使其子弟通过教育，学“为君”、学“君民”；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定，也必须通过教育对人民施行教化，使其懂得立身处世之道，形成良好的道德与智慧。很明显，培养具有“建国君民”能力的统治者，把人民教化成“安份守己”的顺民，是其主要的教育目的。

无独有偶的是，《雄辩术原理》对教育的作用同样抱有坚强的信心，对教育的功能怀有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在这本书里，昆作良从“人道”思想出发，尤其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他尖锐批评“只有少数人生来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而多数人悟性鲁钝，对他们的教育是徒然浪费劳力和时间”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大多数人既能机敏地思想，又能敏捷地学习”，“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种希望成了泡影，那就说明，缺少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后天的培养和教育”。在这种“人人可接受教育”，教育可以使每个儿童成为优异的雄辩家，成为亚历山大式的伟人的认识基础上，昆体良认为。人的教育应该从婴儿期开始，在幼儿期则要注意保护儿童语言的纯洁性。而一到学龄期，教育的最好场所就应是学校。这些都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热爱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昆体良的教育目的也很明确：培养“善良的而精于雄辩”的政治家。从而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同时通过雄辩术教育，使更多的平民百姓有参与政治活动、跻身统治行列的能力。

但是，从《学记》和《雄辩术原理》关于教育作用和目的的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出。二者虽然都很重视教育，但论述问题的角度和着眼点却大相径庭。《学记》是将教育与政治高度结合起来，使教育成为政治的手段，尽管它也说明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但“知道”的目的，即人的最终发展是服从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社会是目的，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只是一个中介。因而在教育目的上强调的是平民百姓对统治阶层及其意识形态——“君”与“俗”的绝对服从。而昆体良则将教育与人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教育成为发展人的手段，通过人的发展去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应该为人的发展提供保障。完善人，使人的天资秉赋得到自由、长足的发展是目的，因而鼓励平民在限从统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两种对教育作用、教育目的的不同看法，就成为日后中西方不少学者看待教育问题的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基本出发点。这说明，中西方从古代开始，在源头上对于教育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就存在着某种分野。

二、在教育内容上，二者都强调德智并进，尤其强调要把德育置于教育内容的首位；但在教育内容的范围上，则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

《学记》明确提出要培养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即“君子”、“圣人”模式的人物。认为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抓住了它，就犹如百川归海，抓住了根本。这一点，人们看看它所推崇的大学教育及其考察内了，就再清楚不过了。在9年的学习中，要求学生在“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方面，循序渐进，不断取得成就。很明显，《学记》重视德智并进，道德教育被置于学校教育内容的首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不无巧合的是，昆体良也强调德智并进。他说；“我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学科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来为世界争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众、完善无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邢崇高圣洁的人。”不过，在道德与才能孰重孰轻的问题上，昆体良毫不含糊地说：“在我看来，有德行的生活较之最出色的雄辩才能也重要得多。但是，他认为一般来讲，二者总是结合而密不可分的。他深信他的公式，即不是善良的人不能成为雄辩家。对于这一点，昆体良是反复强调而不遗余力的。所以他主张，道德原理应该成为学校的主要课程，学生可以从这门课程中学到有关正义、善良、节制、刚毅、明智等品德的知识。这样，他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如果教师不重视道德教育而仅仅传授知识，那无异于“给强盗提供武器”。

然在教育内容的范围上，由于国情与教育目的的差异，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除都要进行品德与知识的教育外，《学记》还以“学为裘”、“学为箕”为例，在实际上提出了学习有关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的想法，认为学习和生产过程有着共同的规律。这一思想弥足珍斯。而《雄辩术原理》出于培养雄辩家的目的，在教育内容上则较为宽泛，学生们除了学习道德知识和文法、修辞的知识以外，还要学习数学、文学、音乐和体育。这就为后世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在教学观上，二者都关注教学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正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但在论述的侧重点上则有一定的差异。

两部名著的作者都用大量篇幅和文字总结了各自国度的教学实践经验，使其上升为理论。在他们的论述中，表现出某种强烈的相似性。例如在《学记》中包含了“藏息相辅”、“豫时逊摩”、“长善救失”、“告晓善喻”等著名教学原则，而在《雄辩本原理》中也有许多与此类似的论述；“藏息相辅”即通常所说的一张一驰，是说既要有有计划的正课学习，又有课外活动和自习，有积累、有练习、有休息、有娱乐。这样才能巩固学生的学业而且使他热爱老师、喜欢朋友、信守道义，即使离开了老师和朋友，也不会违背师教了。昆体良也认为应该各种课业轮换，学习与休息交替，以减少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他说：“对于一切儿童都应当允许他们有些休息，这不仅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经受持久的劳累，而是因为专心致志的学习有赖于学生的意愿，而意愿是不能强迫的。因此，如果儿童的精力和精神因休息而得到恢复，就能更快地、以更坚强的精神从事学习，而这种坚强的精神大半是不能强迫得来的。这一认识，显然与《学记》中的“藏息相辅”的原则是相通的，并对我们当今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劳逸结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有一定意义。

在“豫时逊摩”、“长善救失”、“告晓善喻”等原则上，《学记》与《雄辩术原理》也有类似的思想，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比较了。

总之，在教学原则与方法方面，《学记》和《雄辩术原理》是比较接近的。但二者毕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因此相异之处也正是它们各自独特的价值观的体现。《学记》对教学原则的论述均表现出明确、具体、凝炼、逻辑性强的特点；但其适用范围，仅局限在“大学”教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明确涉及基础教育，更未论及学前教育。而《雄辩术原理》因其容量巨大，且要从小培养雄辩家，因而论及的教学范围则更为广阔。它特别论述了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幼儿教育的教学原则，充分肯定了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巨大意义，认为“娱乐有助于发展敏锐的智力”，“在游戏中，学生的道德品质也能毫无保留地按照本来面目表现出来……你可以破除已经铸成的缺点，然后及时加以补救”。并由此鼓励教师采用直观教学和愉快教学的原则，从而使“最初教育成为一种娱乐”，而“不要让儿童在还不能热爱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学习”。很明显，这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轻松愉快的学习方法，比起庄严肃穆、死记硬背的学习情境，更能适应儿童的心理特点，激发起学习的兴趣。因此，这些精彩的教学思想在神学统治一切，“但情勿问”的中世纪和专制主义横行的封建社会里则是无法实现的，而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在师生观上，二者都强调要了解儿童的年龄特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尊师重道，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但在对儿童的态度和处理师生关系上则有高下之分。

《学记》关于学年的划分就体现了按年龄特征、能力大小进行教学的思想。在“豫时逊摩”原则中，强调要及时施教，适时而教，循序渐进，认为“时过然后学，测勤苦而难成。这显然已涉及到教学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准备、教学内容和顺序等问题，要求寻找教学诸因素的最佳结合点，使教学显见成效。在“长善救失”原则中，则十分明确地要求教师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在这方面，《雄辩术原理》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且表达得更为明晰、突出。认为一个高明的教师，当地接受托付给他的儿童时，首先要弄清他的能力和天赋素质”，要“把握学生的心理”。诸如此类的论述，在全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了解儿童，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儿童。而在教育儿童的方式上，是启发诱导呢，还是强压硬灌？则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儿童观。《学记》和《雄辩术原理》则取法前者，都强调要发挥儿童的主动积极性。在这方面，《学记》尤显得突出，提出了著名的“和、易、以思”的启发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教学要注意“道（导）而弗牵”，教师引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走；“强而弗抑”，督促勉励学生又不勉强、压抑；“开而弗达”，打开思路，但又不提供现成答案。《雄辩术原理》则要求教师“在教育头脑尚未成熟的学生时，不要使他负担过重，要节制自己的力量，俯就学生的能力”。运用竞争的，不固定“每个学生在班上名次”的办法，激励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要求教师在纠正儿童过失时，处处注意保护儿童的积极性。这些论述至今仍不失为正确对待和教导儿童的至理名言。

在处理师生关系问题时，《学记》和《雄辩术原理》都十分强调尊师。《学记》引述说；“三王四代唯其师”，并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雄辩术原理测说；“要尊师不亚于重道，要视教师如慈父；这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精神。”·在此基础上，二者分别对选选教师提出了严格的标准。要求教师德才兼备、身正博学；热爱学生，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要在学问上有深沉的造诣，是公认的有学识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尊师问题上，《雄辩术原理》强调尊师的同时，十分重视师生之间的合作。昆体良非常明确地谈到：“因为教师的职责是教，学生的职责是证明他们是可教的；否则，这种职责如果缺少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无用的。扰之乎生儿育女是父母双方的事，又如同播种，如果没有先已耕松了的熟上的培育，就会徒劳无益。同样，如果没有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协调一致的合作，雄辩术是不能达到完满成熟的境界。“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昆体良强烈反对古罗马积习甚久的体罚现象，“强调总重、爱护儿童，保护儿童的自尊心，鼓励儿童的自由发展。这一观点在当代教育中仍然具有其生命力。在这方面，《学记测显得稍逊一筹，强调“师道尊严”有余，突出“师生合作”不足，以致在对待学生违纪问题上，并未废除体罚，而是强调“夏楚二物，收其成也”。这对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有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学记》与《雄辩术原理》不愧为古代中西方两颗教育明珠，闪烁着古代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智慧的光芒，体现了人类对教育活动的某些共同认识。人们不难从上述比较中看出，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要求教育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普遍把德育置于教育内容的首位，注意人才的全面培养；完善教育、教学制度及其管理，狠抓教学工作，按教育规律、教学原则办事；了解儿童，尊重儿童，教育要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出发；尊师重教，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师生合作等，是古代中外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对我们当今的教、教学改革最有意义的启示。